他，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影響中國經濟30人之一

他，一言一行都是媒體關注的焦點

他，也曾身陷爭議甚至屢遭“炮轟”

他是厲以寧

一位87歲的老人

一位學者

一位心系民生直言敢諫的改革倡導者

今年是厲老參加兩會的第三十年

光陰30載，可長亦可短。30年應算是人生中的一段漫長歲月，但對于這位87歲高齡的老人來說，每年春天參加兩會似乎已成為一種習慣，于是回望起這30年，便覺得時間如白駒過隙般轉眼而過了。

2017年3月3日上午，全國政協委員、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雙手背在身后走向經濟界別駐地北京鐵道大廈，第30年參加兩會的厲老步速較慢但依舊步伐堅定。

厲語卓見敢當先

作為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代表人物，厲以寧的學者生涯充滿爭鳴。他提出的所有制和股份制改革理論，曾廣受爭議，然而卻在上世紀90年代被中國改革的實踐全面推動，并且一一證實。
30年來，雖然自己在兩會上發表的觀點和言論總會引起社會各界熱烈的討論，但厲以寧依然敢言敢當地推動著改革的前行，時間和實踐是他遠見卓識的最佳見證。 

“呼吁中國在加入WTO之前，先向本國的私營企業開放包括基礎電信業在內的全部電信業務，以此加快中國電信業的改革和發展，更好地迎接“入世”后激烈的國際競爭。

――2000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九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新經濟＝高新技術＋資本市場，光有高新技術成不了新經濟。一方面要通過證券市場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要規范市場，保護投資者利益，嚴格杜絕操縱市場等不規范行為。

――2001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九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

一些政府部門扶持國有企業或規模大的非公有制企業輕車熟路，卻往往忽視了對眾多中小型非公有制企業的服務，在工作中“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他強調，要真正為非公有制企業“松綁”，必須加快政府職能轉變。

――2004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困難與體制上存在若干障礙有關，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要建立新的發展觀與政績觀，力求將經濟增長、環境保護、資源節約使用三者結合起來，作為地方政績的考核指標。

――2005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轉換政府職能已拖了太久時間，政府應該把自己的位置擺正，政府應該是社會管理者，為公共服務，如果政府老是包辦代替，那么就會阻礙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

股權分置改革是我國證券市場發展史上一次革命性的變革，股改后中國股市才能真正走上正常的軌道。我對目前正在進行的股權分置改革充滿信心。

――2006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

針對努力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建議4個“并重”: 環境治理和擴大就業要“并重”；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要“并重”；政府監管和公眾參與要“并重”；鼓勵民營企業進入和運用資本市場要“并重”。

――2010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中國必須改革，不改革沒有出路。當前，改革更需要頂層設計，不能繼續摸著石頭過河。30多年前開始的改革，無論是農業承包制、鄉鎮企業改革或股份制，都是發現和調動民間積極性，實行自下而上式的改革。現在的改革和30多年前有所不同，需要改革的決策者具備戰略眼光，不能拘泥于“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要將整個戰略布局做得更好。

――2012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

中國有四大領域的改革需要解決:第一個領域是國企改革；第二個領域是城鎮化改革；第三個領域是財政稅制改革；第四個領域是社會治理體制改革。

改革的攔路虎是利益集團和制度慣性。

――2014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供給側發力主要是通過結構性改革，第一個要調整結構，關停一些企業，與其養虧損的企業，不如養職工。第二個要補短板就必須創新，創意、創業、創新，這就是中國的未來。

――2016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

規模結構性調整不會那么快，還要去產能、調結構、補短板。十八大以來，我們的人口紅利，新的出來了；我們的改革紅利，不間斷地出來了。

――2017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

以智憑實獻建言

厲以寧先生有很多稱謂，從“厲股份”、“厲民營”再到“厲城鎮”，厲老笑稱沒有一個稱謂能完全概括他的學術思想。

但毫無疑問，他是中國最著名、最能影響決策的經濟學家之一，針對國家在發展和改革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他用所學和智慧，提出中肯建議和意見。他的思想正在影響中國未來。 

打破“非公36條”的玻璃門，從政府的角度來說要有細則出臺，而壟斷行業的國企也要認識到：民營企業參與競爭，有利于雙方的提高，允許民營企業進來，對國企長遠來說是有好處的。

――2006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

房價問題是由供求決定的，供求緊張，房價要上漲。經濟適用房或中低檔商品房，既應考慮市場調節，政府也應調節，這樣才能解決問題。不能一刀切，不能把高檔房跟廉價出租房混為一談。

人民幣大幅升值是不可取的，但小幅升值利大于弊。所謂弊，是人民幣升值對出口不利；所謂利，是指這將有助于讓中國廣大企業認識到，擴大出口關鍵要靠自主創新、加強管理。讓人民幣在市場供求影響下上下擺動，自然形成人民幣匯率。

――2008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用活”外匯儲備，建議鼓勵國內企業走出去；增加進口先進的機器設備、短缺的原材料和燃料；建立海外投資基金。

――2011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

中國經濟增長中，房地產業的作用不可低估。沒有房地產帶動，經濟增長拉力不夠。如果說經濟發展中有一個大機車在前面跑，那就是房地產。不要談到房地產就說泡沫，今天仍然要振興房地產。

――2015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城鎮化已經搞了這么些年了，現在提出“新型城鎮化”，就是要以人為核心、以人為本。今天中國正在進行戶籍制度的改革，就是要讓更多農民工和他們的家屬能融入城市社會。

農民有財產權是中國未來發展的重要支柱，因為它擴大了消費。

――2016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

人力資本的革命正在開始，新人口紅利時代正在到來，原來是簡單的生產要素重組，目前最重要的資源有兩個，一個是信息，另外一個是創意。

――2017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

寧心從容觀大勢

從通脹率一度超過20%的經濟“高燒”，到國有企業的大規模重組和上千萬職工下崗潮，再到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這位87歲的老人是見證者，也是親歷者。 

熟稔潮起潮落，對于宏觀經濟的走勢，厲老自有判斷。在經濟發展過熱時他會冷靜地提出“降溫”見解；在外媒一致唱衰時，他卻淡定從容地對國家經濟走勢保持自信樂觀。 

在使用宏觀調控的三個工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行政手段的時候，有些行政手段過激。比如，某管理部門竟然用電話通知所屬銀行停止發放貸款。在宏觀調控中，政府采用不規范的行政手段來調控，會造成政府威信的下降，影響調控效果。

――2005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1993、1994年的物價上漲主要是投資規模過大，信貸過多，而此輪物價上漲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新情況。要綜合治理此輪物價上漲，單純靠壓投資規模、緊縮不能解決現狀，要“有所保有所壓”。

中國經濟不會衰退，中國股市大趨勢將與中國經濟總體一致，但是二者不可能是同步的，有可能超前，也有可能滯后。中國股市發展到現在，每前進一步，調整期就可能會延長一些。中國經濟仍是成長型的。

――2008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目前沒有明顯的通脹，但是如果經濟增速繼續這樣下去的話，壓力會越來越大。如果是為了防止資金過多流入資產的話，加息是可以的，但幅度不能太大。

――2010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對政府來說，不能養成宏觀調控無所不能的觀念，如果過分依賴宏觀調控，可能造成經濟大起大落。宏觀調控不能代替改革，希望新一屆政府把宏觀調控轉為預調、微調。

――2013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經濟下行是有客觀原因的。首先，當前經濟下行和前一階段的經濟增長質量有關。其次，經濟總量基數越大，增速越慢，這是客觀規律。第三，近年來全球經濟環境復雜多變，給出口帶來影響。第四，國內企業在結構調整中有陣痛，在磨合期要有耐心不斷適應。第五，技術創新從研究到應用，也需要時間。

――2015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中國經濟正處在從工業化向后工業化轉換時期，GDP一半以上是第三產業的產值。2016年的趨勢穩中有進、穩中看好，這是總趨勢。

――2016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

國情表明，我們是在不斷的轉型、不斷的改革當中來達到新的位置。現在說中國經濟已經處在轉型階段的探底拐點，不一定符合中國的實際。

――2017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

卅載春風系民生

厲以寧曾說過，“文章發表得再多，不聯系中國實際，對中國的改革沒有用處。”因此，他希望自己的每一個研究都能“經世致用”。

他在兩會上的提案議案亦是如此，向上為深化改革提供助力，向下與改善民生息息相關。政府應著力解決低收入人群的廉價房出租房問題。在房產結構調整中，應蓋大量的廉價出租房供應低收入者。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