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國的大學不愿意把主要精力放在本科生身上，這是今天中國大學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很多著名教授不愿意給本科生上課，這其中存在制度方面的原因。比如，在大學里教書，只有論文或著作才能體現你的學術水平。加上很多不太自信的大學，會把每年發表多少論文作為一個硬杠桿，那就更促使老師們不愿意在本科教學上用心了。

就目前中國大學的現狀而言，首先是明白自己腳下的歷史舞臺，尋找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而不是忙著制定進入“世界一流”的時間表。

所謂爭創“世界一流”，這么一種內在兼外在的壓力，正使得中國大學普遍變得躁動不安、焦慮異常。

今天，中國的大學不愿意把主要精力放在本科生身上，這是國人都說，都全球化時代了，我們不能再沉默，一定要發出中國人自己的聲音，否則，會被日漸邊緣化。面對如此宏論，我“欣然同意”，只是如何落實，實在心里沒底。比如，什么是中國人“自己”的聲音，如何“發出”，還有這“聲音”是否美妙，都沒把握。不提別的，單說“全球化時代的‘大學之道’”，感覺上便是危機四伏。

在西方，大學已經定型了，路該怎么走，大致已經確定。作為個體的知識分子，你可以發言，但說了基本上等于白說。而在中國不一樣，你會發現，那么多讀書人都愿意暫時擱置自己的專業，爭相談論大學問題，那是因為他們相信，大學問題還在自己努力的范圍內，今天的“百家爭鳴”，也許會影響到日后中國大學的發展方向。

至于我個人，既研究過去百年的“大學史”，也關注“當代中國大學”。我心目中的“當代中國大學”，是著眼于《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頒布之后，這15年中國大學所走過的路。我曾用了10個“關鍵詞”來觀察、描述、闡釋這15年的中國大學。

那就是：大學百年、大學排名、大學合并、大學分等、大學擴招、大學城、大學私立、大學改革、大學評估和大學故事。具體的我不想多說，就說一句：此前一千年，大學作為一種組織形式，為人類文明做出了巨大貢獻;以后一千年，大學將繼續展現其非凡魅力，只是表現形式可能會有很大變化。至于中國大學，仍在轉型過程中，有很多問題需要我們勇敢面對。

“世界一流”的焦慮

當今中國，各行各業，最時尚的詞，莫過于“世界一流”，可見國人的視野和胸襟確實大有長進。提及“中國大學”，不能繞開兩個數字，一是“211”，一是“985”，而且都叫“工程”。在21世紀，培育100所世界著名的中國大學，這自然是大好事，可中國畢竟財力有限，于是政府做了調整，轉而重點支持北大、清華等“985”工程大學。

今天中國大學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哈佛大學，已經成為當今“世界一流大學”標準的代名詞。

其實，從晚清開始，中國人辦現代大學，就是從模仿起步的。一開始學的是日本和德國，上世紀20年代轉而學美國，50年代學蘇聯，80年代以后，又回過頭來學美國。現在，談大學制度及大學理念的，幾乎言必稱哈佛、耶魯，連牛津、劍橋都懶得提了，更不要說別的名校。儼然，大學辦得好不好，就看與哈佛、耶魯的差距有多大。在我看來，這已經成為一種新的“迷思”。

過去，強調東西方大學性質不同，拒絕比較，必定趨于固步自封;現在，反過來，一切唯哈佛、耶魯馬首是瞻，忽略養育你的一方水土，這同樣有問題。

我常說，中國大學不是“辦在中國”，而是“長在中國”。各國大學的差異，很大程度上是歷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你只能在歷史提供的舞臺上表演。而就目前中國大學的現狀而言，首先是明白自己腳下的歷史舞臺，尋找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而不是忙著制定進入“世界一流”的時間表。

再說，“大學”是否“世界一流”，除了可見的數字(科研經費、獲獎數目、名家大師、校園面積、師生比例等)外，還得看其對本國社會進程的影響及貢獻。北大百年校慶時，我說“就教學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現在不是、短時間內也不可能是 ‘世界一流’，但若論北大對于人類文明的貢獻，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學所無法比擬的。因為，在一個東方古國崛起的關鍵時刻，一所大學曾發揮如此巨大的作用，這樣的機遇，其實是千載難求的”。我這么說，并非否認中國大學――尤其是我所在的北京大學在教學、科研、管理方面的很多缺陷，只是不喜歡人家整天拿 “世界一流”說事，要求你按“排行榜”的指標來辦學。

我在好多文章中批評如今熱鬧非凡的“大學排名”，認定其對于中國大學的發展，弊大于利。排名只能依靠數字，而數字是很容易造假的。以為讀書人都講“仁義禮智信”，那是低估了造假的巨大收益，而高估了道德的約束力。即便是老實人，拒絕弄虛作假，可你潛意識里，著力于生產“有效的”數字，必定扭曲辦學方向。

中國“985工程”大學校徽

大學排行榜的權威一旦建立，很容易形成巨大的利益鏈條，環環相扣，不容你置身事外。在我看來，此舉將泯滅上下求索、特立獨行的可能性。好大學必須有個性，而你那些“與眾不同”的部分，恰好無法納入評價體系。“趨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大學也不例外。

久而久之，大學將日益趨同。差的大學可能得到提升，可好大學將因此而下降。這就好像辯論比賽，裁判稱，按照規則，去掉一個最高分，去掉一個最低分，其余的平均。這被抹去的“最高分”，可能是偏見，也可能是創見。當你一次次被宣布 “工作無效”，不計入總成績，自然而然的，你就會轉向，變得日漸隨和起來。當然，你也可以固執己見，可那就成為“烈士”了。

所謂爭創“世界一流”，這么一種內在兼外在的壓力，正使得中國大學普遍變得躁動不安、焦慮異常。好處是舉國上下，全都努力求新求變;缺點則是不夠自信，難得有發自內心的保守與堅持。其實，所有理想型的論述，在實際操作中，都必須打折扣。所謂“非此即彼”或“不全寧無”，只適合于紙上談兵。

今天中國，不僅僅是“開放”與“保守”之爭，在“接軌”與“閉關”之外，應該還有第三、第四條路可供選擇。全球化時代的大學，并非“自古華山一條路”，而很可能是“條條大路通羅馬”。如果連標榜“獨立”與“創新”的大學，都缺乏深刻的自我反省能力，那就太可怕了。

“教學優先”的失落

我之所以對各式排行榜心存忌憚，很大程度基于我對大學功能的理解。在我看來，大學不同于研究院，即便是研究型大學，“教書育人”依舊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學校辦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論文、專利、獲獎等，還得看這所大學教師及學生的精神狀態。好大學培養出來的學生，有明顯的精神印記，關注的是心智，而非專業技能。而所謂“心智”或“精神”，都是以人為中心，注重長時段的影響，而非一朝一夕、一時一地的表現，故無法落實到各種硬指標上。

自從有了“世界一流”的奮斗目標，加上各種“排行榜”的誘惑與催逼，大學校長及教授們明顯地重科研而輕教學。理由很簡單，教學(尤其是本科教學)的好壞，無法量化，不直接牽涉排名。不管是對教師的鑒定，還是對大學的評估，都是“科研”很實，而“教學”則很虛。其實，當老師的都知道，在大學里教好書，獲得學生們的衷心擁戴，很不容易。

我說的，主要不是指課堂效果，因為那取決于專業、課程、聽眾以及教師的口才等，更重要的是用心教書，對學生負責，以及真正落實教學目標。今天中國大學，教授們普遍不愿在學生身上花太多的時間，原因是這在各種評鑒中都很難體現出來。

這是一個很糟的結果。我甚至認為，高懸“世界一流”目標，對那些實力不夠的大學來說，有時不啻是個災難。這很可能使得學校好高騖遠，挪用那些本該屬于學生(尤其是本科生)的資源，投向那個有如肥皂泡般五光十色的幻境。結果呢，連原本可以做好的本科教學都搞砸了。

這讓我想起西南聯大的故事。今天，大家都在懷念炮火紛飛中聯大師生的“笳吹弦誦”。毫無疑問，這個生存在戰爭年代的大學，“生產”了很多著名人物，包括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李政道，還有眾多兩彈一星的元勛。但請大家注意，聯大校友中，理科方面的著名人物，絕大多數都留過洋。事實上，西南聯大最大的“學術成就”，是成功的本科教育。

現在大家談西南聯大，有點過高估計了他們的學術水平。楊振寧、何炳棣都再三說，西南聯大的學生到美國念研究院，比美國最好的大學一點都不差。這話有道理，但必須加注。當年西南聯大的學術水平，和美國著名大學之間，是有較大落差的，問題在于，培養出來的學生，差距并不大。原因是什么?

第一，大學經費有限，無力發展研究院，西南聯大九年，培養出來的研究生，總數不超過一百，還沒有今天一個院系一年培養的多。

第二，因實驗設備等實在太差，教授們沒有能力從事專深研究――我說的是理工科。因此，無論校方和教授們，全都專注于本科教學。我翻查了很多史料，包括當年的各種教材、教師薪水表、圖書館資料、儀器設備，還有當事人的日記和回憶錄等，確認西南聯大的學術環境實在很糟糕。可另一方面，當一所大學的所有著名教授，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本科教學里面，這個大學培養出來的本科生，水平一定高。

西南聯大舊址

回過頭來，看日漸成為神話的西南聯大，確實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包括吳大猷教授如何發現李政道，扶上馬再送一程。根據楊振寧回憶：“當時，西南聯大老師中有學問的人很多，而同時他們對于教書的態度非常認真。”李政道則稱：“他們看見有一個優秀的學生，都是全副精神要培養的。”為什么會這樣?

我的理解是，除了教書育人的共同理念，還有就是剛才提到的，沒能力大規模發展研究生教育，沒條件強調學術成果，這一缺陷，反而成全了西南聯大的本科教學。

而今天，中國的大學不愿意把主要精力放在本科生身上，這是今天中國大學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很多著名教授不愿意給本科生上課，這其中存在制度方面的原因。比如，在大學里教書，只有論文或著作才能體現你的學術水平。加上很多不太自信的大學，會把每年發表多少論文作為一個硬杠桿，那就更促使老師們不愿意在本科教學上用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