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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核心提示:盡管就MBA教育的應然要求而言,倫理學、社會學的知識熏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隨著商業主義膨脹帶來的社會競爭扭曲以及功利主義盛行,社會責任這一根本要求被抹殺了;結果,社會學、倫理學等課程逐漸被“驅逐”出商學院的課堂,而經濟學、管理學提供以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目的的短時的、無倫理的技術分析支配了整個教育。
在現代商業社會,管理人才培育的一個重要渠道就是MBA教育,接受MBA教育的人士幾乎都進入了工商業界,甚至進入工商業界的管理層,成為時代經濟的弄潮兒,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經濟乃至政治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同時,他們的行為也往往成為效仿的對象,從而成為社會倫理道德的引導者。他們在追求利益的同時也要考慮對社會的影響,社會也要求他們承擔更高的社會責任。那么,他們如何認識到自己應盡的這種道德責任呢?這就有賴于其所接受的MBA或其他類似的管理教育。
MBA教育的目的
MBA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是讓受教育者知道自身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企業組織的本質、提高利潤的合理途徑,從而明白企業作為社會主要道德載體應具有的行為規范。當然,從經濟角度上講,社會個體往往基于逐利的本能而不情愿學習和接受這些道德規范,不愿自覺遵循社會規章限制。但是,MBA學員接受這種熏陶并將其轉化為內生的偏好正是公共教育的目的所在,也是它成功的明顯標示:要想獲得具有信號效應的MBA等學位,就必須經受此方面的訓練。事實上,MBA及其他相關學位本身就顯示出該學位獲得者已經接受了基本道德規范的熏陶,具有較高的社會性以及較強的社會合作傾向;只有這樣,社會大眾才會更信賴他們,接受他們的管理,不僅賦予其較高的社會地位,而且積極模仿他們的行為規范。
因此,從MBA學員未來的社會影響及其所承擔的社會責任來看,MBA教育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倫理道德、法制規章以及文化心理等方面的熏陶。它應該注重提高學員的人文社科素養,而不是強化他們的機會主義動機,要使學員明白在處理問題時所采取的行動或決策是否符合法制、是否有悖人倫、是否遵循道德;只有這樣,MBA學員才能成為社會大眾的真正領袖,從而贏得社會聲譽和回報。也就是說,那些功利性的經濟學課程、管理學課程并非是MBA教育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內容,相反,應該增加法學、倫理學、社會學、心理學以及文化學等領域課程的熏陶。實際上,那些在工商業界已經經歷了長期摸爬滾打的MBA學員在商業算計和賺錢的敏銳性方面遠勝于耽于書本的大學教授,他們所缺乏的主要是長遠規劃、整體視野、戰略思考以及社會價值理念。而且,目前從事MBA教育的教授尤其是國內教授基本上都缺乏實際商業經驗。從這一意義上講,經濟學和管理學教授實際上并不能教給MBA學員真正需要的知識,甚至還比不上倫理學、法學、社會學。例如,社會學家懷特就指出,“在商學院多數人的眼中,微觀經濟學顯而易見與可觀察到的商業行為無關”,并認為“社會學非常適應商學院的人……(并且)商學院是社會學家理所應當任職的地方,對商學院的人來說,社會學是社會科學的基本知識”。
MBA教育的誤導
盡管就MBA教育的應然要求而言,倫理學、社會學的知識熏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隨著商業主義膨脹帶來的社會競爭扭曲以及功利主義盛行,社會責任這一根本要求被抹殺了;結果,社會學、倫理學等課程逐漸被“驅逐”出商學院的課堂,而經濟學、管理學提供以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目的的短時的、無倫理的技術分析支配了整個教育。事實上,當前MBA專業主要設在經濟學院和管理學院,絕大多數課程也是由經濟學專業的老師來開設。
一般地,目前流行的為期兩年的MBA學習課程安排是:第一年主要學習核心商業學科,包括財務、營銷學、管理學總論、運營管理學和會計學;第二年則選修一些自己想學的科目,最為集中的專業是:戰略管理學、金融學、會計學和營銷學,這些都是實用專業。結果,在整個MBA教育中充斥了馬基雅弗利式的經濟人誘導,堆徹著基于成本―收益的短視計算;顯然,這正是MBA教育的現實導向,它不是為社會服務,而是為逐利的個人服務。
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企業的每一項決策都應該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而不應該考慮其他社會責任問題;因此,長期接受此種學術和案例分析的MBA學員就不可避免地受經濟人行為方式的影響,把市場力量視為行為的基本籌碼,而不會設身處地為利益相關者著想。
例如,根據筆者與一些企業管理者的交談,他們中有些人反對《勞動合同法》,認為是他們為工人提供了就業機會,從而養活了工人;但是,卻不能反過來思考一下:如果沒有這些工人的付出,他們從哪兒獲得這樣的高薪?如果自己處于工人的地位,自己能夠滿意這么低的勞動報酬、這么差的工作環境嗎?結果,盡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一人類基于長期經驗而得出的行為道德曾經為絕大多數人所認可,在這種經濟人學說的熏陶下,他們卻拋棄了上述道德黃金律:人們已不在乎甚至默許了別人的欺騙或詐騙,同時,自己也打算欺騙或詐騙別人,從而把商業轉化為弱肉強食的場所。
一位既是商人又對商業行為進行研究的學者就寫道:“我們生活其中的這個文明社會大約可以算是競爭最激烈的地方,大多數生意人在他們的私人生活中并非對倫理學無動于衷……(但)在他們的公務生活中,他們就不再是普通公民了。他們變成了游戲玩家,因此必須受到略有不同標準的指導……作為一種社會理想的黃金規則卻不能作為生意的指南。生意人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試圖用不希望別人對他的辦法對待別人。”